“深圳虐童事件”举报人被行政处罚 真的冤吗?

昨晚,备受关注的“深圳虐童事件”有了新进展。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官方微博“平安宝安”发布通报,已依法对女童父母进行刑事立案侦査,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虐童视频的发布者以及提供者也受到行政处罚。根据通报,二人利用非法获得的摄像头账号及密码,多次登录摄像头偷窥,并下载编辑后发布,其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当地警方追究女童父母的刑事责任,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对举报者的处理,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在通报下方评论区,有网友就认为,网络曝光家庭监控视频的方式虽然欠妥,但其遏制虐待犯罪的善心可鉴,具有“正当防卫”因素,可阻却其犯罪性,“功过相抵”,因而并不存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

可以看到,警方并未因行政处罚的结果否定举报者的“正义之举”,而同时,“正义之举”也不能掩盖“程序不正义”的事实。据悉,视频是举报者王某从一款家庭安全类APP上下载的,账号密码由女孩父亲的牌友提供。因女孩父亲曾使用这位牌友的手机登录过APP,所以其手机能自动登陆这一家人的监控。一次在无意间看到视频中父母出现虐童行为后,便持续关注了一个月,然后向王某爆料。而王某在今年9月底获得账号密码后,多次观看监控视频后才把虐待女童的段落下载下来,经过剪辑后在网上曝光。

父母虐童是事实,但两位举报者非法获取他人监控账户信息并长期偷窥隐私也是事实——即便它的“危害”看似微不足道,也不等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因为“结果正义”,就不计较程序的不正义以及举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简单地奉行“功过相抵”逻辑,那公民的隐私权又该如何保障?而如若很多人效仿,都以“为了举报违法行为”抗辩,前例在先,法律又该如何抉择?

其实,这类举报事件,近年越来越多。比如今年几度引发舆论热议的浙江台州“民警偷拍副局长通奸”案。本月17日,被举报者浙江台州黄岩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周祥辉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十万元;而在今天下午,浙江临海法院对举报人池文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池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深圳虐童事件背后 我们还能反思些什么?

近日,舆论热议的“深圳父母虐童”案在深圳市公安局的最新通报中得到解决,虐童父母被刑事立案侦查,视频提供和发布者被行政处罚。不过,这场关于家庭教育讨论却仍在继续:父母教育孩子时是否有边界?法律制裁能否真正改善孩子的处境?如果父母被判刑,社会救助能否及时跟上?

中国有句古话“虎毒不食子”,因此,当视频中的父母以暴力手段虐待自己的孩子时,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更有人要求严惩这对父母。但是,若提到“不打不成器”“棍棒出孝子”这些教育经验时,恐怕又有很多父母会认同。可见,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惩戒是被允许的,但应当以教育为目的,不能滑向暴力的深渊。

自古以来,教育和惩戒就密不可分,中国古代教育名篇《学记》中记载:“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这“夏”“楚”就是惩戒学生的树条;美国有半数左右州的法律明确规定学校可以对学生实施体罚,诸如口头训诫、惩罚性转学、长期停学、退学等。然而,与学校教育不同,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较少经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且教育场所是相对隐秘的家庭,在惩戒的过程中更容易演变成过激的暴力行为。

因此,必须明确“惩戒”与“暴力”的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对家庭暴力有明确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这里面的关键词“经常性”,将家庭中的蓄意伤害与偶然过失区分开来。

在家庭教育中适当惩戒或许属于家庭自治范畴,而一旦这种惩戒演化成家庭暴力,就超出私人领域,成为社会问题,国家有权力实施干预。例如,国家可以设立专门管理监护事务机构,负责监护事务的调研规划、提供咨询、受理有关举报、临时安置未成年人等等。当父母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时,可通过法律条例教育、疏导、修复被破坏的监护关系;当父母子女间的监护关系无法“修补”时,可以考虑撤销父母监护权。2014年颁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即对父母监护人被剥夺监护权后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国家理应成为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面对虐童事件,在痛心疾首之余,或许还有一些更值得反思的问题:父母是不是把子女当成了私有财产?法律在执行中如何能切实保障儿童权益?社会救助制度能否真正给未成年人兜底?(海外网评论员 王法治 吴正丹)

365bet官网关注深圳虐童事件

12月22日,一段疑似深圳父母殴打女儿的视频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纷纷谴责该恶劣行为,深圳警方介入调查。23日17时许,深圳宝安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视频中的人已找到,他们承认确有殴打女童的行为。虐童视频再度敲响了警钟:如何让我们的花朵远离家暴?儿童遭遇家暴后,谁能让原本走向失控的家庭重归正轨?

12月22日,一段疑似深圳父母殴打女儿的视频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纷纷谴责该恶劣行为,深圳警方介入调查。23日17时许,深圳宝安警方公布调查结果——视频中的人已找到,他们承认确有殴打女童的行为。虐童视频再度敲响了警钟:如何让我们的花朵远离家暴?儿童遭遇家暴后,谁能让原本走向失控的家庭重归正轨?

据了解,深圳虐童事件的视频,最早是由从事婴幼儿教育培训工作的人士发布。该人士表示,其看到视频后,曾联系过打人男子,对方回应“关你屁事”。

在该视频中,人们看到,受虐女童对父母的殴打,没有明显的反抗和哭闹,只有木讷的表现,令人痛心。

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有分析师指出,家暴对未成年人的危害不仅在身体的伤害,对其心理成长也会造成长期影响。暴力环境成长起来的孩子一般会有两种成长趋势:一种是回避型,因为他人的暴力变得胆小、懦弱。在深圳虐童事件中,孩子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另一种是抗拒型,就是像他人一样用暴力方式和人打交道,365bet官网你暴力我也暴力,以暴制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家庭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家庭暴力,父母虐待子女,子女成人之后再虐待下一代。

有关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近年来屡被曝出。广东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说,施暴父母通常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要怎么管教也是自己的事情,加上家庭虐童往往在家中进行,不易被他人发觉,致使违法成本极低。

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首席督导张良广回忆:“2006年我在广州社区宣传家长不该打骂孩子的概念,会被家长一句‘我打骂我的孩子用得着你管’给顶回来。在那时,大多数家长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能打骂自己的孩子,更难理解为何外人要干预自己教育孩子。这导致工作很难推进。”

张良广指出,正因“棍棒之下出孝子”等传统观念在公众意识中根深蒂固,使得很多人认可“暴力训儿”的家规,认为父母有权力打骂,甚至认为打骂、体罚等如没造成严重伤害都应属于合理范围。

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改变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条只有原则性倡议而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尴尬。

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反家暴法,该法在2016年3月1日实施。

“法律颁布后,有法律意识的家长意识到自己在犯法,就能进行自我约束。这是该法颁布的重要意义之一。”广州市律师协会家庭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小非说。

张良广说,如今他向新生代的家长传递相关知识和理念时,发现家长们比较容易理解为何不能打骂孩子。一些曾经对孩子有打骂行为的家长被社区社工劝阻后,也能很好地改正。

然而,不少专家指出,大多数人将暴力理解为程度严重的伤害,因而在案件未造成严重后果时,往往没有个人或组织报告和干预。

“不仅受害者本人会选择沉默,其他的家庭成员、村委会、居委会也普遍认为‘管教孩子是家庭内部事务,一般不选择报案’。”李小非认为,“打是亲,骂是爱”的思维在一些人脑海中根深蒂固,反对对儿童施暴,不仅需要法律来约束,也需要社会观念扭转的长期适应过程。

“有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受到严重伤害,甚至街坊四邻均了解家暴情况,然而从受暴未成年人、家庭成员到基层群众组织,报案的很少。”郑子殷认为,能否对潜藏在身边的儿童家暴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和改正,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对反家庭暴力法达成共识。

“只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监测发现体系和部门联动的长效机制,才能有效杜绝儿童家暴行为的大量发生。”郑子殷说。

在此次深圳虐童事件曝光后,深圳宝安区妇联及时向法院申请了女童人身安全保护令,并安排专业社工和西乡街道办一起对女童进行陪护和心理辅导。

李小非则建议,妇联、学校和受虐女童的相关近亲属作为法定代理人,在法院已颁布保护令的前提下,还可向公安机关申请发出告诫令,更好地帮助村居委会等部门与孩子接触以提供帮助。

“公众认为利用法律来进行干预是有必要的。”广州市妇联相关负责人也认为,施暴父母被拘留后孩子如何得到抚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此,广州将在2019年1月1日正式实行《广州市监护困境儿童安全保护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中规定:“当儿童面临危险状况时,公安机关要第一时间护送儿童至安全场所。对于儿童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况的,公安机关要将其带离实施监护侵害行为的监护人,就近护送至其他监护人、亲属、村(居)委会、临时庇护场所或者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进行临时照料。”

该负责人指出,对于未能有效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有关部门要及时介入干预,督导帮扶其恢复或增强监护能力,切实有效履行监护责任。对于暂时查找不到监护人或遭受监护侵害经评估暂时不宜返回监护人家庭继续生活的儿童,由儿童住所地的区民政部门履行临时监护责任。

“在临时监护照料期间,针对困境儿童的监护情况,由民政部门牵头,会同公安机关、村(居)委会、学校、儿童亲属等进行会商,并征求有表达能力的儿童本人意见。”该负责人说,经过会商后,认为监护人后续能够正确履行监护职责的,要及时通知监护人领回困境儿童。认为监护人仍然存在使儿童受到虐待、暴力伤害、遗弃等严重人身安全威胁或处于危险状态情形的,不宜继续承担监护职责的,困境儿童的其他法定监护人、困境儿童住所地村(居)委会、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